“美国是世界上转移碳排放最多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转移了9亿吨碳排放至其他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被转移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在今日召开的中国城市论坛（2022）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方创琳的这番话获得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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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减排责任需考虑“碳转移”
方创琳说，城市群是碳排放的主体区和碳中和的责任区。受传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难度大的影响，我国碳排放最集中的地区是城市群，约占72%，排放量增加的主因还是化石能源的过量消耗。
城市群也是全球碳转移的主要承接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城市群充当了全球低中端制造业基地的功能，因而承接了隐含的最多碳转移量。在中国出口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是主要消费国，其中美国占中国被转移碳排放的24%，欧盟占25%。
在国内，经济规模较大省份的排放责任大，全国57%的碳由本地生产是为了满足外省消费，东部沿海地区80%消费产品相关的隐含碳排放从外地输入。
方创琳表示，减排责任的区域分解需要考虑碳转移。若减排政策不考虑碳转移，发达地区会进一步向落后地区碳泄漏，不发达地区很难实现减排目标。
绿色城镇化是各国追求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魏后凯在论坛发言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必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格局。
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要把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消耗降到最低。绿色城镇化是近年来各国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绿色转型问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城镇和乡村的共同要求，要体现在城镇化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
减排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在IPAT恒等式的基础上，提出了IPADMET模型，即环境影响=人口×人均GDP×物质平均交通运输距离×总体物质使用强度×物质交通运输周转完全能耗强度×能耗完全污染度，作为比较完善的环境变化人类驱动力分析框架。
他表示，依据这个模型研究发现，各国、各地区的减碳行动，都片面集中在节能减排和替代能源上，不利于更加全面、精准地制定和实施减排行动。建设生态文明并非“华山自古一条道”，不同国别和地区应该有符合自身实际的减碳政策措施，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也应有不尽相同的减碳道路。
生态文明是重构人与自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永生说，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走进工业时代，带来前所未有的文明进步，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好生活的概念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改造，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又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则要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塑价值观念，超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回到发展的根本目的。
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用不同道路和制度实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更是实现不同的现代化内容。生态文明时代的城镇化，在理念、内容、资源、组织方式等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