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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的风险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由更频繁或更严重的风暴、洪水和干旱等天气事件引发的物理风险，通过破坏房屋、办公室和工厂等资产，大大增加了面临风险的财务价值。与此同时，环境政策和生产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转型风险需要大规模的资本重新分配，并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重大的全系统影响，并可能对宏观经济条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物理风险已经讨论了多年，但转型风险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类别，而且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索。本文通过研究旨在改善空气质量的环境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机制来填补这一空白。
本文首先开发了一个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平衡(E-DSGE)模型，以说明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实施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放上限或强度目标的反应，然后评估了在中国政府于2013年启动的空气污染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排放强度不同的公司的违约率和贷款利差如何变化。该政策制定了全国范围的空气污染减排目标，重点是北京、天津、长江三角洲(YRD)、珠江三角洲(PRD)等重点地区。本文的理论模型阐明了一种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该机制，以预防和减缓排放环境政策的形式，导致企业家对其债务的未偿价值进行内生违约。这是因为环境政策包括它们用来抵押贷款的价值，这反过来导致贷款的超额溢价（即合同贷款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差异）。为了了解向高污染企业贷款的风险在政策实施后是否发生变化，我们追踪了样本期间发放贷款的还款状况，发现高污染企业在政策实施后的违约风险上升了50%左右。然而，与行动计划之前的时期相比，高污染公司的贷款利差仅增加了5.5%左右。这些发现突出表明，向低排放经济的过渡对金融稳定构成了重大风险。尽管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意识到这种风险，但并没有达到与提高违约率相当的程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清洁空气行动的影响因不同规模的公司不同。贷款利差和违约率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处理效果最大。此外，面临较少政府干预的银行能够更恰当地为环境风险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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