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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摆脱几十年来“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这种观念带来了发展红利，同时也掩盖了大量社会和环境问题。2020 年，这种发展模式迎头遭遇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加剧和冲突战乱的现实。在贫困国家和贫困社区，那些从发展中获益甚少的人群最先体验到这种模式的严重缺陷。
自然资本——大自然的恩赐——是贫困人口的财富，其退化和损失是他们背负的负担。到2030年，自然资源退化可能导致最贫困国家每年损失其GDP的10%。栖息地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授粉媒介丧失将影响75%的粮食作物，降低生产力，加剧粮食短缺，造成粮价上涨。这可不是遥远未来的风险，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已危在旦夕。
但是，过去并不是序幕。自然不再处于发展议程的边缘，而是放在核心位置，这是最近一届联合国大会、第27届气候变化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的承诺所反映出的情况。事实上，COP15通过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阐明了一项全球性计划，旨在保护自然并确保其能够在帮助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成为拉动就业与增长的长期引擎。
以下是我们计划支持各国和社区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影响力的五条路径：
投资于数据和分析。理解和衡量自然的价值是根本。将自然资本纳入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例如，乌干达拥有非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森林，是其自然旅游业的支柱。然而，这些森林正在以每年2.6%的速度消失。据估计，乌干达环境退化的总体成本相当于其GDP的17%。“全球可持续性计划”使乌干达和另外27个国家能够开发数据和工具，用于衡量自然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在决策中加以考虑。
扩大致力于自然积极型发展的合作伙伴联盟。投资自然资本需要采取全政府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协同内阁各部和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例如“亚马逊可持续景观计划”。但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取得成功，就要超越政府范畴，需要全社会的行动。世行牵头的“专项赠款机制”致力于加强土著人群和地方社区（简称IPLC）的能力，使之能够在其社区和国家代表自身利益、实施项目活动和共同拥有自然议程。我们还将继续与私营部门合作，促进绿色资金流动和投资决策，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筹集更多资金，也包括继续与各中央银行合作以了解其国内金融部门与自然的关系。
超越单纯的保护。围绕《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为自然腾出空间的目标上。但我们不能去冒在一个全球停车场里建造生物多样性孤岛的风险。我们在整个陆地和海洋所做的事情都很重要，山海共生。这意味着我们在所有发展部门开展工作时需要优先考虑自然。以农业部门为例，农业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但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农业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我们的气候智慧型农业投资计划等倡议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实现提高生产力、保障粮食供应和减少排放的三赢。
快速和大规模调动资金。在COP15大会上，讨论主要集中在需要的资金量上。我们一致同意需要更多资金，从各个来源筹措。我们在上一财年（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 28 亿美元直接资助，并致力于进一步增加投资，同时也要确保投资不会对自然造成损害。但与资金量同样重要的是获得资金的机会，这意味着减少目前的碎片化，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我们致力于消除阻碍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土著人群从融资中受益的障碍，这意味着创建平台和计划，使土著社区能够成为资金的直接受益者，并确定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可信赖的中介机构。
不要忘记污染。污染每年导致9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95%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但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不仅毒害人民，也破坏教育成果，降低生产力，增加医疗保健成本。对塑料污染的管理缺失，导致渔场上漂浮着塑料废弃物，牲畜因误食塑料废弃物而生病，通过这两个途径塑料又进入我们的食物链。世界银行帮助各国治理污染，不仅通过改善废弃物管理，而且支持向循环经济和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型。
我在2003年加入世界银行时，自然相关工作是冷门小众的工作，如今情况不同了。我们更多地懂得了自然资本对于反贫困斗争的重要性，也相应开展了更多的工作。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建立了将发展、气候和自然相融合的记录，我们也建立了奖励低收入国家主办和生产公共物品、同时保护其避免不公平地承担 “公害物”负担的记录。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帮助释放自然之力，使其成为拉动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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