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关于实现气候目标的讨论自然都聚焦降低碳排放的问题，但人们对于如何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却关注不多。
针对从大气中脱碳的研究数据不仅少，而且缺乏系统性。不过，随着 《二氧化碳去除现状》（The State of Carbon Dioxide Removal）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报告出炉，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研究团队由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的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牵头、20多名二氧化碳去除（简称CDR）专家组成，汇总了所有最新研究，以提升政策制定者对于CDR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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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CDR的定义是人为努力从大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长期储存在陆地、海洋或者产品中，例如再造林、生物能结合碳捕获与封存技术（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BECCS）及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封存技术（Direct ai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 DACCS）。但燃烧化石燃料之后的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不在其列，因为它不会带来大气二氧化碳的净减少。
报告强调，碳减排幅度加大意味着对CDR需求的降低，但要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这二者缺一不可。
史密斯在一篇新闻稿中强调了加速减排的重要性，但同时解释说“我们也需要通过恢复和强化生态系统，以及快速扩大CDR新措施规模等方式，加强碳去除。”报告称，几乎未来所有的气候情境都需要采用诸如BECCS、生物碳、强化岩石风化（enhanced rock weathering）、DACCS等新方法。这些技术仅占目前CDR手段的一小部分。报告指出，若要让这些技术在实现2050年气候目标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就必须将其应用规模平均扩大1300倍。
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且迫在眉睫。报告首次通过数据比较的方式，凸显出各国提出的CDR项目计划与要达成《巴黎协定》目标实际所需之间的差距。如报告作者们所说，“目前各国几乎没有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CDR项目规模的计划，这就造成了与实际需求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一差距需要在各方面采取紧急行动加以解决。”
报告作者之一、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院（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的奥利弗·吉登（Oliver Geden）在一篇新闻稿中强调了CDR的重要性：“CDR并非我们可做可不做之事，而是我们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而必须要做的事情。120多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制定了碳中和目标，这就意味着使用CDR必不可少，但目前却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开发CDR技术的可行计划。这造成了现实与需求之间巨大的落差。”
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署前署长阿图尔·龙格-梅茨格（Artur Runge-Metzger）在报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未来的行动方向：在未来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将通过二氧化碳去除的方式抵消难以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碳中和目标。此后，“必须在几十年中从空气中捕获大量二氧化碳，以清洁大气，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回归气候安全的水平。”
报告除了呼吁各方采取行动之外，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一，报告建议各国气候政策框架综合利用激励手段、监测措施以及良好公共治理扩大CDR应用规模。
第二，龙格-梅茨格呼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CDR工作：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COP28大会上明确承认CDR领域存在的巨大差距；建立新的CDR问题谈判轨道；在国家气候行动计划中加入明晰的CDR报告透明度规则；基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识别CDR领域的国际气候融资需求。
第三，他呼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领导人共同推动切实的行动。
报告另一位作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教授格里高利·内梅特（Gregory Nemet）解释说，对CDR来说，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唯有在这十年中大量部署CDR技术，才能有望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所需的减排量。“以产能投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的科研及专利数量衡量，过去两年CDR领域的创新已有显著提升。但考虑到为限制全球变暖CDR行业到本世纪中叶所需的增幅，我们亟需全面的政策支持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这份报告只是个开始，预计之后还将有一系列报告出炉，通过收集和分析全球大量CDR数据及进展，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提供信息。
报告作者之一、来自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全球公域与气候变化研究所（Mercator Research Institute on Global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的简·明克斯（Jan Minx）表示：“目前，关于CDR的关键信息分散且难以获取，这大大影响了进展。CDR领域好的决策以及快速进展都需要充足的数据。这份报告将有助于逐步改善CDR领域的现状。”
各国之间的协同行动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但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已经取得成功。史密斯有信心在CDR领域同样也能取得成功。他在一场线上座谈会发言中表示：
“无论是从政策、投资、研究，还是从能动性来说，CDR在各类议程中都迅速跃居重要位置。CDR目前的情况与20世纪90年代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情况差不多。那时候，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还十分小众；项目规模小、成本高，支持者都是那些坚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如今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主流，成本也降下来了，并且有望在未来提供所有增量发电能力。之所以能有今天，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各个组织都在齐心协力地提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数据、跟踪其进展，从而丰富了数据。”
报告的作者们写道：“快速可持续的减排每拖延一年，长期来看，都只会让CDR技术变得更加不可或缺。”鉴于目前全球各地减排进展缓慢，CDR的重要性必定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得到显著提升。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网站。
■ 弗雷德•皮尔斯，英国自由记者、自由撰稿人，耶鲁360常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