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乡村结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蕴含着丰富的低碳智慧和生态理念，对推进农业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乡村环境治理切忌城市思维的一刀切，采用不合理的治理措施往往顾此失彼，难以持续，甚至激化矛盾。本文认为乡村环境治理要在遵循乡村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与农民生活的关系。把碳达峰、碳中和融入乡村环境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使循环利用、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勤俭节约等优秀传统发扬光大，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技术、文化等措施，实现乡村环境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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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力争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长期以来，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由工业部门承担，农业领域的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农业既是不可忽视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也是蕴含巨大减排与抵消潜力的碳汇系统。农村环境影响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同时也是碳中和的重要载体。“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使得“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乡村环境治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实现路径在农业农村具有特殊性，也决定了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中国乡村蕴含着丰富的绿色低碳理念，如果缺乏对乡村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乡村不仅会成为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成为环境治理的受害者。乡村环境管理实践中，仅以城市思维解决乡村的环境问题，或片面强调专业技术及工程手段，忽略乡村本身的“自净”潜力，必然导致治理方式不可持续，甚至为了解决一个环境问题而诱发出更多的生态或社会问题。综上所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为乡村环境治理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研究乡村环境治理是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好、实现好农民利益的重要前提。
一、乡村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压力并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扩散，乡村的环境风险与日俱增。由于对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理解的偏差，农业这个本应是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如今成为面源污染大户。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减排效果明显，但农业源排放量占总排放量“半壁江山”的格局并未改变，且乡村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与此同时，我国肩负着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使命，农业碳排放问题成为乡村环境整治中的重要一环。现阶段我国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由甲烷、氧化亚氮、二氧化碳构成，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能源消耗，甲烷主要来自于家畜肠道发酵、粪便污染等，氧化亚氮主要来自化肥、秸秆还田与动物粪便等。我国农业碳排放从来源上基本呈现种植、养殖、能源消耗“三分天下”状态。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消费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将带来环境污染与碳排放的双重压力。因此，乡村环境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美丽乡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乡村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压力并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能源消费污染问题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持续增长的农村能源消费已成为碳排放增长与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大气污染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对农业农村而言，散煤控制问题最为典型。散煤燃烧所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是北方地区采暖季雾霾频发的一个诱因，而控制住乡村散煤污染是采暖季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点。虽然各级政府积极推行“煤改气”“煤改电”等能源清洁化的政策，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化石燃料仍然占据能源结构主导地位的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加之大气污染与碳排放具有“同根同源”的协同关系，农村能源结构偏煤现状不仅对大气雾霾污染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造成阻碍。
（二）乡村种植业污染问题
中国种植业的投入产出效益在得到极大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表明，种植业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排放量的51％和36％，因此，种植业的面源污染防治至关重要。化肥面源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最主要的碳源，高农药、高化肥的农业生产模式也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给我国农业减碳工作及农村环境治理带来不小的压力。受益于2015年“化肥零增长”政策驱动，种植业污染排放大幅减少，化肥也成为最大的农业碳减排贡献者，但即便如此，化肥施用总量、施用强度仍具有较高的调整空间。此外，耕种过程中秸秆禁烧一直也是乡村生态建设面临的难题。秸秆露天焚烧所引发的大气污染具有爆发性强、污染重等特征。虽然政府对秸秆焚烧进行了强力管控，但成熟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成果仍未得到广泛推广，一些农户为了节约秸秆处置成本且不影响正常播种，在非干预下仍然会选择对秸秆“一烧了之”。如不妥善处置种植业污染排放问题，会为环境治理以及农业碳达峰带来挑战。
（三）乡村养殖业污染问题
近年来，中国畜禽养殖业规模快速扩张，据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小觑。畜禽养殖业污染以面源污染为主，表现出分散性、潜伏性、模糊性等特点，致使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度直线上升。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农业的面源污染中，禽畜养殖业污染排放量占农业污染源的一半以上，农业源COD的排放基本来自养殖业。畜禽养殖过程中，粪便污染是主要污染物，如不经妥善处理，不仅对周边空气、水体、土壤等造成污染，危害牲畜和人体健康，同时，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影响碳达峰、碳中和进程。随着环境监测能力的提升，畜禽养殖中产生COD、TP、TN等污染物已被广泛认知，畜禽粪污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是解决养殖业污染问题的重要路径。总体来说，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
二、乡村环境治理困境解析
乡村环境治理以节能减排、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为目标，铁腕治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需要，防止将乡村污染治理运动化和形式化。在“双碳”目标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需要破解环境治理与农民生产、生活之间关系的难题，同时要特别重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针对目前乡村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梳理出如下三种关系：
（一）乡村环境治理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众所周知，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根植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目标导向不同的发展理念指导农业生产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生态效果。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下，种植业、养殖业的低碳化成为“三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产业低碳化内生质量增长不能没有农业低碳化生产方式的贡献。事实上，我国大力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在化学投入品减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方面卓有成效，带来了农业的结构性减排。但随着高压环保态势由城市向乡村的延伸，传统的乡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例如，秸秆是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也是一种重要的农业资源。但如果简单禁烧秸秆而缺失有效的综合利用机制，会影响农业生产秩序。禁烧麦秸秆，影响播种玉米，禁烧玉米秸秆，影响播种小麦，治理不好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理，为了保护生态而任意扩大禁限养区划定范围，遏制乡村养殖产业发展，甚至人为割裂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循环利用关系，禁养限制了养殖业把秸秆“过腹转化”的途径，导致土壤有机肥源减少，被动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人为推高了碳排放强度，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以至于出现以保护生态名义破坏生态文明的现象。农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治理需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不是制约农业的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反映了环境治理的低碳目标以及生态文明要求，发展可持续的循环农业是秸秆、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的根本出路，也是农业绿色发展行动的重要组成内容。当环境保护技术及管理水平尚未成熟时，环保应当服从农业生产需要，而不能本末倒置。
（二）乡村环境治理与农民生活的关系
农村环境治理旨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碳排放迫切需要提升农村居民生活的低碳化水平，因此需要处理好乡村环境治理与居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三农”绿色发展及碳排放碳达峰的重要支点，也是影响农民生活的敏感问题。一方面，推动农村能源清洁化发展和生产生活绿色转型对碳排放强度及总量下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广袤的农村大地为发展绿色能源提供了空间条件，多能互补潜力巨大。另一方面，农村具有居民分布分散、消费能力不高、环保意识不强等特征，导致乡村能源革命、环保政策与农民生计之间尚存诸多矛盾。例如，部分乡村地区强制煤改气，名义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农民出于用能成本的考虑有时依然会选择烧煤、烧柴、烧秸秆。例如我们对北京郊区某村的调查表明，村民用电取暖每户每月的费用超过1000元，一个冬季要花费取暖费4000—5000元，远远超出一般纯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有70%的农户依然选择烧煤，还有少数农户选择烧柴，影响环境治理成效。再如，一些乡村地区强制要求村民放弃传统的“柴火灶”，采取禁烧、封灶等行政干预，而又没有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或者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给农民生活带来负担。面对乡村能源结构升级阻力与潜力并存的现实，能源结构的优化需要长效机制，同时限于环境管理理念的滞后，乡村地区易于形成“一刀切”的运动式能源革命，导致农民生活不便，激发干群矛盾，如一些地区对“煤改气”的政策超额执行，未关注天然气资源配套问题，导致“用气荒”的窘境。因此，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应因地制宜治理环境，不搞“一刀切”，例如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是更科学的乡村能源管理策略。
（三）乡村环境治理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乡村被誉为文化宝库，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幅员辽阔的国土造就了多元的乡村文化，乡村环境治理要充分认识到乡村的文化价值，不能干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不能削弱或破坏传统文化的载体，而是要学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乡村环境治理的智慧。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不少矛盾从根源上说是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简单思维往往导致乡村环境治理陷入困境。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背景下，须深刻认识到乡村文化中蕴含的低碳理念和生态文明智慧。
与乡村环境治理及节能减排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资源循环利用文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在传统乡村，农民生产出的所有农业产出物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粮食用来人吃，加工粮食产生的谷皮、米糠、残渣以及被今天称为“厨余垃圾”的剩菜、剩饭，均可作为家禽家畜饲料，进入循环利用体系。家禽家畜的排泄物作为有机肥又回到田间。但由于缺乏对传统农业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认识，人为割裂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不可分割的循环关系，导致污染加剧，凸显了乡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系统思维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欠缺。另一方面，是农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有机循环。如人粪尿历来是中国农民最便捷的有机肥来源，但是在现实乡村减排治理中，强调了人粪尿的污染属性，掩盖或忽视了所具有的资源属性。粪尿经水冲厕所后流进污水处理设施，最后生成三种物质，即污泥、黑臭水体、产生雾霾的废气。得到的这三种物质依然是污染物，需要进一步治理。问题是即使再加大处理力度，效果也无法确定。放弃它曾经做肥料的资源属性，农田被迫过度使用化肥，破坏了农田肥力和土壤生态结构，影响了农产品质量，过量施用化肥又进一步增加碳排放和污染环境，如此恶性循环，成为人与自然最突出的不和谐事件之一。乡村垃圾分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如火如荼的乡村环境整治过程中，一些地区由于限制家庭养殖业，农户过去可以做饲料的类似厨余垃圾的垃圾真的变成了废物，一些地方以环境整治名义取消了小菜园和果树种植去种草皮和景观树，遏制了农民利用可以腐烂发酵垃圾制作有机肥的需求，致使乡村垃圾处理量明显增加。
传统社会中国人的耕地之所以越种越肥沃，正是得益于循环利用的农业文化传统，受益于低碳理念和循环利用的思维方式。因此，乡村减排整治方向应该是不仅通过制度和技术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还要处理好低碳环保与乡村文化的关系，要促进乡村资源的循环利用，而不是单纯地热衷于用工程办法去处理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
三、“双碳”目标下乡村环境治理对策探究
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为乡村环境治理注入了新动力，也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在环境治理常态化的背景下，探寻多元化的长效机制是一种必然选择。乡村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既包括城乡关系、农业安全、农民利益，也涉及乡村生活等诸多方面。乡村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依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备，有效的监督、激励等手段，更依赖于生态文明理念和治理乡村环境的生态思维的普及。我们认为，要处理好减污降碳的协同关系，需要从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途径探索破解乡村环境治理难题。
（一）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经济手段
环境治理中仅依靠行政命令往往势单力薄，治标而不治本，在健全和完善现有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手段可以提升农民生态参与度，激发乡村减污降碳的活力。随着乡村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以及城市工业生产功能向外疏解，落后的、低效的、高碳的产业从城市转移至乡村，乡村地区在成为“污染下乡”的“避风港”的同时，又缺乏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的生态保护限制了乡村对自然资源使用及经济发展的权利，因此应当在城乡融合的战略下深入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以城乡关系视角看，乡村地区应当作为受偿方，接受经济补偿与技术扶持，以此来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基础设施，满足农民的切实需要。同时，农村地区诸多不平衡的发展关系也为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此外，应延拓更丰富的绿色金融手段支持乡村环境治理及低碳乡村建设。例如，碳交易作为低碳转型导向的新兴市场化机制在农业农村大有可为。在全国碳交易拉开帷幕的契机下，应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在农业农村的渗透，健全 “三农”自愿减排量的碳市场抵消机制，拓宽实现“三农”低碳化发展的途径。总之，在乡村亟须树立“环境有价”的意识，完善市场化减排政策和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经济手段融入现代化乡村环境治理体系，提升乡村环境治理能力与活力。
（二）加强乡村环境治理的科技支撑
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为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及减排难题提供了广阔前景，尤其是新能源的技术突破可以实现乡村用能结构及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以及乡村生态振兴的双重背景下，农业农村减排尚存在巨大的缺口和空间，为发展乡村环保科技产业提供了契机。就目前而言，秸秆还田技术、新型农业循环模式、新型燃料技术等不断成熟，特别是秸秆直接还田技术不断创新并得到推广，围绕秸秆饲料、燃料、基料综合利用，构建“秸秆—基料—食用菌”“秸秆—成型—燃料—农户”“秸秆—青贮饲料—养殖业”等产业模式，可以很好解决秸秆利用问题。可再生能源无疑会成为乡村未来能源发展的重点方向，利用乡村广袤空间优势，大力推进“乡村电气化工程”，普及太阳能、生物质能、光伏发电等技术的应用，分布式清洁能源的推广增加了乡村低碳发展的动能。长远看，乡村农业信息化、数字化所孕育的智慧农业是大势所趋，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助推“富碳农业”“零碳乡村”“碳中和新乡村”等项目是未来方向。需要意识到的是，我国的低碳技术创新、环境治理能力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在农业农村领域更加明显，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农业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双碳”目标为乡村自主发展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又可以作为乡村产业振兴新的发力点。
（三）汲取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低碳智慧
用城市文化排斥乡村文化，用时尚文化鄙视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累价值，忽视了乡村天人合一生态理念的合理之处。实际上，乡村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处处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从村落选址、民居建造，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无不渗透着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及合理利用自然的智慧，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生态文明的模板。乡村环境治理也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如传统循环利用文化契合了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种养结合是传统农业文化的精髓。乡村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完美契合，所折射的均是中华民族价值标准和生态文明理念。循环利用文化还体现在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崇尚节俭等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构建乡村环境治理体系与碳达峰、碳中和系统提供借鉴模式。
“就地取材”是天人合一理念在乡村建筑、产业构成和乡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具体体现，蕴含着以循环利用为宗旨的节能减碳思维。其内容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满足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需要。民居建设就地取材与当地特殊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物产等诸多因素相结合，不仅造就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千姿百态的特色村落，还实现了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不产生建筑垃圾的污染。就地取材表现在手工业方面，多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生产日常用品或制作工艺品，实现循环利用。如农民用麦秆掐成草帽辫，用玉米包皮做成蒲墩、用高粱秸秆做成盖帘等。就地取材还形成了柳编、竹编、草编、苇编、荆条编等特色手工文化。与手工业结合的循环利用还表现在食品制作上，如农户把豆腐加工与养猪结合，形成残渣—养猪—沼气—种菜模式。此外，各种类型庭院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等，都以循环利用、综合利用为特征。
乡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免去了物流成本，不需要冷链运输、不需要超市设施，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措施。乡村居民保持的勤劳节俭的传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的生活态度，所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价值标准和生态文明信念，是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反对奢侈浪费、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的文化基础和精神财富。
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垃圾分类和处理是迄今为止的世界难题，但中国传统乡村居民很擅长垃圾分类，他们清楚哪些垃圾可以腐烂，经过发酵可以成为有机肥；乡村居民也很清楚哪些“垃圾”可以“换钱”；只是将那些既不能做有机肥、也不能卖钱的垃圾，交由政府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资源充分利用和垃圾源头减量。厕所革命也是如此。传统厕所存在脏乱臭、滋生蚊蝇、传播疾病等很多问题，但也有其独特优点，就是把人畜排泄物作为有机肥进入循环再利用系统。水冲厕所虽然是一种卫生性、舒适性和便利性都符合现代人要求的生活方式，但缺点也很明显，即把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变成了纯粹的废物，需要通过工程来处理，技术难度大、运维成本高，与乡村低碳生活理念相悖。当我们把视角从城市思维转向乡村生态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厕所革命时，就会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近些年，一些新技术着眼于把传统厕所与冲水厕所的优点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冲水厕所的卫生、便捷的优势，同时吸取了传统旱厕可以利用人粪尿做有机肥的智慧，不需要后期的污水处理设备，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应该说是乡村生态智慧与现代技术结合在当前乡村建设中的典型运用。
乡村是一个生产、生态、生活与文化的有机体，乡村结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维系乡村低碳生活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碳达峰、碳中和为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乡村有潜力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者。实现乡村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必须准确地把握乡村的有机整体特性，只有在尊重农业特点和乡村规律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文化等综合措施，形成乡村环境治理的合力，才能有效推进农业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的低碳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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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云燕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涵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