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出席圆桌论坛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低碳转型”并分享观点。他指出，煤炭开采、燃煤发电和钢铁等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分享了自己关于高碳企业、高碳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三点观察。
(资料图)
第一，企业转型有内外的压力和动力。企业转型的约束或者压力之一是信息披露。企业真实的碳排放测度，以及企业内部关于减碳路径和战略、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及可测量的落地行动，是在过渡的环境里判断企业转型的重要参考面。
第二，企业微观层面的行为需要宏观框架的制定和外部市场环境的指引。外部的宏观指引和价格机制的形成，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企业激励和动力所在。
第三，全球范围来看，碳中和带来全球资源的再配置。如果以碳排放的结构来分析中国贸易，中国贸易结构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碳中和会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产业和世界经济和产业带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最后，朱民指出，碳中和是一个人类发展范式的变化，是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全球配置的一个重新再思考。因此，需要从范式变革的框架下思考如何推动经济实现低碳转型。
以下内容根据发言实录整理（未经嘉宾审核）：
我觉得这个报告《煤炭开采、燃煤发电、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碳排放现状和转型分析》非常有意义，我也很高兴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把我的一些初步的观察给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在碳中和转型中，如果能解决7000个左右的重点企业，也就是8到9个重点的产业的（碳排放问题），基本上能够解决大概70%左右的碳排放。碳排放既然是个目标，要解决这个目标就会需要具体的战略。所以从微观的层面上重点关注3个高碳的产业进行具体地分析，了解他们如何转型，对企业、金融市场、以及整个宏观的低碳转型十分有意义。
关于高碳企业、高碳产业的转型如何往前走，我有三点观察：
第一点，企业层面转型的压力和动力。
企业维度的第一个约束或者压力，就是信息披露。全球信息披露准则的发展都非常快。最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ISSB自从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立以来，发展迅猛，已经有两个初稿在征求意见。
目前，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披露标准（约200多个）各不相同，国际会计准则有责任和有义务统一建立一个清晰的、透明的、大家可接受的框架。这个框架一旦接受就会变成全球的，即使是“自愿”披露也会引导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
披露对企业很重要。
一是（碳排放）测量。现在的测量基本上是能源转型（系数转换法），即用多少能源，根据能源的消耗的系数，给与转换测算。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得这个测算越来越精密。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个“内生法”，它不是最终排放测度。
在企业层面上，现在一个比较新的发展就是直接进行碳排放测度。目前美国在尝试用十年的时间构建全球的碳排放测量的系统，涉及到大量的红外线的、卫星的、大数据等技术，都是进行实际的测量。所以现阶段是从“内生”的转换法到实际测量的逼近过程。这个逼近过程如何科学和准确是外部最关注的问题。例如里面的排放因子的选择，系数的转换和变化。企业现在很多数字不真实不透明，不能说他造假，也不排除造假的成分，但是就是因为模型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碳排放）测度是披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二是从企业内部，也就是TCFD的维度（包括治理、战略、风险管理和目标与指标），看企业的（信息披露）系统是否构建起来了。
TCFD在过去的五年中不断努力完善这四个维度，特别是在治理机制、战略方面、风险管理的体系方面等等。TCFD曾经被批评的地方集中在指标不够（完善），所以现在在推进指标化。ISSB也在推进指标化。不仅仅是“质”方面的指标，还要推进“量”方面的指标。
企业的（信息披露）系统是否建立，以及具体如何落实是关注的重点。企业落实的情况，包括董事会成立专门的ESG或者是碳中和委员会、管理层有人专门负责相关的战略、有具体的指标和风险管理的系统以及路径计划。
以上这两点，即企业的真实的碳排放测度，以及企业内部的关于减碳的路径和战略、治理机制的构建以及可测量的落地行动，是过渡的环境里判断企业转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面。
第二点，宏观制度环境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指引。
宏观框架和微观激励机制是两个层面，只有企业的微观行为是不够的。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零碳联盟。我们观察到，目前很多企业有积极性，相关措施落实得很认真，但是对企业来说它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包括外部政策框架的确实造成方向不明确，市场的定价机制缺失造成积极性的缺失和动力的不足。
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需要宏观框架的制定和指引。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宏观方面要加强将能源消费的总量控制度调整为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度，进一步明确将新能源和化石能源分开，并逐步过渡到对二氧化碳的总量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同时构建新能源发展的指标。（化石能源和新能源）一个要消一个要长，在宏观上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明确的路径。
因此，需要逐步建立以“碳标识”为基础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机制，当有这个（宏观）大的框架建立以后，整个的企业的技术行为、管理行为、经营行为都会发生变化。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GDP的能源控制和能源强度，也即关注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指标，把节能概念包含在转型过程中。
目前在能源系统也出了很多方案，包括“1+N”政策体系，总量以及总量结构的变化转型和路径以及以“碳标识”为基础的技术和管理的框架。
基于这个大的框架下，我们还要有市场价格起作用。ETS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价格机制，但是ETS系统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完善，比如关于额度的配给，企业的范围，交易的范围，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等。因为市场刚刚起步，ETS交易比较低，在这个情况下就要动用多种渠道，让ETS成长起来并与国际接轨。
同时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要加以碳税，另外企业的影子碳定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要用多种的市场机制的定价行为来逼近真正的碳价格，直到市场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碳价格并反映在市场价格里。只有存在激励机制，价格发生作用，企业才有动力。
所以让价格发挥作用很重要，这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和一个模拟的过程。在模拟的过程中够要逐渐让电力的价格市场化，符合碳排放的要求和能源要求。
例如，我们今年调研发现，青海的光伏电价送到河南已经低于（当地的）煤电的生产成本，待解决的问题是输送、调配、平衡等等，如果能解决好那就会推动整个电力系统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让价格起作用，让价格在竞争中形成，就能更好的促进企业和行业淘汰煤电，更好地发展新能源发电。
以上这两点，即形成市场价格和形成宏观指引，是推动企业变化的特别重要的外部方向，是企业激励机制和动力的所在。
第三点，全球视野下的高碳行业企业低碳转型。
中国是全世界的贸易大国，出口大国，但是中国在出口的产品里也包含了很多碳排放。我们做过一个分析，按照碳排放的结构来安排中国贸易的话，中国贸易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会是一个全球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
以水泥为例，中国生产了世界50%的水泥。水泥的碳溢价可以高达100%到150%，如果中国的水泥价格增加100%到150%的话，这个产品还能有国际竞争力吗？这也会是一个全球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
我们观察到另一个案例，山东的一家铝厂，因为要满足出口欧洲的清洁能源的绿色的标准，所以把厂搬到了云南，将煤电改成水电。虽然这个发生在国内，但是把这个放大的话，这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再配置是同一回事。
所以在整个的高碳产业的变化中，这个变化一定是一个全球的再配置。这个配置是多维度的。所以国际的维度，我们还是要予以考虑。
这个报告把产业的基本情况分析得很清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往前走其实还有很多研究要做，还可以继续深挖，整体来说碳中和会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产业和世界经济和产业带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碳中和是一个人类发展范式的变化，它不简单是一个生产问题，不是一个生产函数，不是负成本的问题，是一个消费函数，是资本的重新定义，是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全球配置的一个重新再思考，所以它是个范式变化。所以我们需要从范式变革这个大的思考的框架下来看具体的变化，来推动这个具体的变化，这个就会很有意义。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